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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场视域下的寻衅滋事罪认定

2018-01-07 16:04    人民法院报    刘恒明

寻衅滋事罪因其表现行为宽泛,在司法实践定性中造成较多困惑。寻衅滋事罪主要发生于公共场合中,公共场合的特定背景也是刺激犯罪产生的重大原因。本文从犯罪场的角度来阐释寻衅滋事罪的产生进程,从而论述该罪各组成因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最终对潜在犯罪人的意识和意志产生影响。


一、主客体诸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共同体


  犯罪生成的模式是原因——犯罪背景系统——犯罪。寻衅滋事罪发生于公共场合,其犯罪场可定义为:以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为目的,以潜在犯罪人为中心,以公共场合为背景的犯罪主客体诸要素间相互影响或相互作用的共同体。


  首先,寻衅滋事的犯罪场虽然也是由潜在犯罪人、时空条件、被害人、社会控制体系及其他环境条件组成。但是,其组成结构和作用机制具有地点的公共性、被害人随机性和潜在犯罪人低龄化的特点。行为人寻衅滋事多数具有耍威风、满足自己“有能力”等空虚心理,其往往选择公共场合来挑战法律的权威,甚至有意在某些具有标志性的、纪念性或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地点来实施自己的寻衅滋事行为,以公共秩序遭到破坏、社会公德受到践踏来满足自己逞强好胜的心理。并且其行为所引起的公众反感越强烈,行为人的成就感越大。


  其次,寻衅滋事罪中的“他人”具有任意性,即任何出现于行为人身边而可能被作为目标而遭受侵害者。寻衅滋事罪的“他人”具有可置换性,并非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前就已锁定的目标。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行为中,行为人对于起哄闹事可能造成的损害人身、财产的结果事先是无法预料、事中也无法控制,那么在此行为中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同样是具有不可预测性。


  最后,寻衅滋事罪中,由于并没有事先确定的对象,加之行为人往往具有寻求刺激、争强好胜的心理,使得此种罪多在心理并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中发生。青年人往往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在观念上缺乏对现实社会的控制特别是法律控制的认识并形成自制,也更容易受到别人的鼓动、唆使而公然挑衅社会秩序,或是发泄、排解自己内心的不满而放纵自己的行为以表达对社会的不认同感。


  二、潜在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关系


  在寻衅滋事罪中,潜在犯罪人、潜在被害人、犯罪场合、国家控制力量等结点交互发生作用,共同促使犯罪的发生。潜在犯罪人是寻衅滋事罪犯罪场的核心单元,它感知犯罪场中的其他组成单元发出的信息,并形成一定的心理,表现出相应的行为,从而推动寻衅滋事犯罪场的发展。


  寻衅滋事犯罪场的潜在犯罪人是具有犯罪倾向的人,这种犯罪倾向不限于事先已具有的犯罪意图,也有些潜在犯罪人事先已有犯罪意图而等待犯罪机会。潜在犯罪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公众的犯罪倾向,与其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自身的生理心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不同心理素质和社会生活条件的人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差别实际是各自生理心理和社会生活环境条件影响的结果。当其与特定的寻衅滋事犯罪场结合后,可能发展成特定形态的犯罪行为。潜在被害人是指可能因他人犯罪行为的侵害而直接或间接使其人身、财产或其他权益遭受严重侵害的人。被害人是犯罪场中的重要组成单元,只不过在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场中,被害人不是事先确定的,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根据被害人在犯罪进程中所发生的作用,可将被害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无责型被害人。这类被害人在无过错或无意识的情况下被犯罪人利用来实施犯罪。犯罪场是存在于潜在的犯罪人的体验中,促成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背景。这些潜在被害人只是由于进入犯罪场而被随机选定成为犯罪的对象。其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对犯罪的进程只起被动的作用。


2、引发犯意的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往往是由于自己某些方面的特征对犯罪倾向的发展有着引诱、刺激、暗示作用而成为犯罪利用的对象,引发犯意的被害人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过错,只是其自身的某些情况引起了潜在犯罪人的注意而成为受害对象。


  3、加害型被害人。这类被害人也是实际上的犯罪人,犯罪人与被害人长时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发生加害与被害关系的转换。在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场中,这类被害人具有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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