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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制度改革“倒逼”刑法理论创新

2018-01-08 20:59    正义网    左坚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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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坚卫 


编者按 为促进刑法学理论创新,回应刑法法治领域热点,推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发展,检察日报理论部联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刑法前沿”栏目,约请刑法学专家学者就刑法前沿问题,提出有创见的新观点或新建议。 


  近年来,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可谓风起云涌,制度创新迭出,令人目不暇接。从刑事和解到刑事速裁,从逮捕必要性审查到认罪认罚从宽,从非法证据排除到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一系列制度创新以及相应的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模式和处理结果,向传统刑法理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刑法理论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倒逼刑法理论创新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直接影响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这些处理结果可能与传统刑法理论的要求存在差距。例如,基于刑事和解制度,对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被告人,在其与被害人已经自愿和解的情况下,本来应当判处二年有期徒刑的,可以只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如果不和解将要定罪判刑的,和解后可以作不起诉处理;等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可能产生类似效果。在传统刑法理论看来,这是难以接受的。从形式上看,有罪不罚、重罪轻罚可能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直接违背,有损刑事法治。 


  那么,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这些创新,在一定条件下的有罪不罚与重罪轻罚,真的是对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破坏吗?刑法理论该如何应对刑事诉讼领域的这些制度创新和案件处理模式?是固守原有定论,还是寻求新的合理解释,进而推动刑法理论创新?可取的选择应当是后者。这是因为,现实中的某些案件,用传统刑法理论已经难以推导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则能较为合理地解决这类案件的定罪量刑问题,取得较为理想的社会效果。例如,张某将李某打成轻伤乙级,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侦查及审查起诉期间,张某与李某达成了刑事和解,并且赔偿已经到位,被害人李某对张某表示谅解,请求司法机关不再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又如,甲在医院门诊处偷走了乙用来给妻子治病的1万元现金,乙坐在门诊处的台阶上痛不欲生。甲见状起了恻隐之心,谎称拾得钱包一个,问乙是不是他的,以此种方式将偷得的钱还给乙。后甲被警察识破抓获。甲对自己的盗窃事实供认不讳,表示认罪认罚。乙也对甲表示谅解,希望不要对甲判刑。在这两起案件中,对行为人定罪判刑已经意义不大,对他们作出不起诉决定比较合适。然而,按照传统刑法理论,是否成立犯罪应当由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事实,即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以及行为人在行为时的主观罪过决定,与行为人在行为前及行为后的表现无关。以此理论对上述两起案件中的张某和甲的行为进行评价,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定罪处罚,而不能不起诉。因为轻伤乙级和盗窃1万元现金,均已超过了犯罪的起刑点,并不属于通常情况下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处罚的情形,因而不宜作不起诉处理。 


  显然,传统刑法理论已经难以解释刑事和解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而这些制度充分显示出其在处理某些具有特殊情形的刑事案件时所具有的价值。刑法理论显然不能无视这一事实,拒不对其作出回应。因此,反思刑法既有理论通说在定罪量刑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探索完善之道,势在必行。 


  刑法理论仍然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 


  尽管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刑法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各种学说也基本定型,但是,在许多领域,不同观点、不同学说的纷争远未结束。在刑法学说与观点之争的背后,往往是不同价值追求的冲突。不同价值追求虽然在一定时期可能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但不可能完全调和,也不可能出现一种价值追求完全替代另一种的情况。这就为刑法理论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可能。由于社会价值追求的变化,在一定时期被奉为圭臬的刑法理论,在另一时期可能受到严峻挑战,甚至被弃之不用。而曾经饱受诟病的某一刑法理论,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改良后重新焕发生机。 


  以刑法解释和缓刑、减刑、赦免理论的发展变化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刑法理论不断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意大利法理学家贝卡利亚曾经坚决反对法官甚至任何人对刑法的解释。他认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力,因为他不是立法者。他还认为,承认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就等于放弃法律这道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见。然而到了今天,许多学者认为所有的法律都需要解释。尽管如此,在法官该如何解释法律这个问题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显然,对于刑法解释权这一问题,刑法理论仍具有广阔的创新空间。对缓刑、减刑、赦免的看法也是如此。刑法学者曾经对这些刑罚制度予以广泛的质疑。然而,现在的刑法理论公认,这些刑罚制度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缓刑制度在刑事政策学上甚至被认为是独立于刑罚和保安处分之外的第三支柱,是一种具有多元作用的独立的刑法反应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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