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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司法中缘何讲究“情法两尽”(2)

2019-07-11 16:52    检察日报    吴欢 朱小飞

明人李清《折狱新语》载有一则“截妻案”判词:“审得沈斌者,鄞人也。先因厉马所生六女,曾许斌为妻,以十两聘。夫厉氏女已作方家妇,则非撩人之野花,可一任招飏于狂蜂浪蝶者也。胡马二三其行者,复改许方德四子也。夫‘古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此为已嫁之妇言也。若六女与斌,仅作楚岫遥梦耳。独以斌之寻春稍晚者,忽使鹪鹩为先占之枝,恐有情至不堪回首者矣。夫以理论,则宜断后约,速还先聘。然青青一枝,已折他人手,即令斌与六女,复续欢鸾颈,而追思囊日之逐队野鸾,若何绸缪,得无怅然于二天可羞乎!而必遣飞花以上故林者,亦非情也。合命德四出银十两,补沈氏原聘。而女归于方,金归于沈,如是者安矣。厉马蒙面鼠窜,于禽兽又何难焉。方德四择婚不慎,姑杖示惩。”

细绎判词,自“审得”以下至“恐有情至不堪回首者矣”,属于裁判者对案件事实情节的查明,本案相对简单,自无不尽之处。“夫以理论,则宜断后约,速还先聘”,这就进入了检法论罪环节。据《大明律》“男女婚姻”条:“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归后夫。”可知李清此处所谓的“理”,其实就是“法”之规定。但是,李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笔锋一转指出:“然青青一枝,已折他人手,即令斌与六女,复续欢鸾颈,而追思囊日之逐队野鸾,若何绸缪,得无怅然于二天可羞乎!而必遣飞花以上故林者,亦非情也。”这就进入了与案件相关的“情”的层面,包括羞耻之情、伦理之义、夫妻之欢等,考虑不可谓不周到。在做到了前述几“尽”之后,李清开始“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判令“合命德四出银十两,补沈氏原聘。而女归于方,金归于沈,如是者安矣。”他特别强调,如此裁判,所追求者在于一个“安”字。但这样的做法无疑在法律层面有所欠缺,于是他又判称“厉马蒙面鼠窜,于禽兽又何难焉。方德四择婚不慎,姑杖示惩。”即对厉马进行道德谴责,又对方德四判以杖惩。本案堪称“情法两尽”司法方法运用之典范。

“情法两尽”司法方法的方法论意义

在现代法学方法论或曰法律论证理论中,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到“结论”的三段式论证是最为普遍接受的司法论证方式。这种论证方式要求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和裁判结论等要素之间形成逻辑上的涵摄关系。这是现代法治思维的必然要求,也是其与前现代法律思维(如果存在的话)相区分的重要标志。但前文经验总结和典型案例显示,即便是明清时期的州县司法官,其在断狱听讼之际,仍然需要考量法律规定(“律例”,即大前提),案件事实(“情理”,即小前提),最终得出结论或曰判决。而且,如果不考虑“情法两尽”类案件的特殊处理,在一般案件中,传统司法官的法律推理基本上是符合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的三段式推理的。即便是“情法两尽”类案件,在判决形成过程中,司法官也会遵循“三段论”的逻辑作出判决,“截妻案”中“夫以理论,则宜断后约,速还先聘”等表述,即是明证。由此可见,包括“情法两尽”类案件在内的传统司法实践,并非没有逻辑和论证的“非理性裁判”,“情法两尽”的司法方法可以和现代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分享共通的逻辑理路。

但是,“情法两尽”司法方法的方法论意义还不止于此。虽然古代判官常常依据律例指出本案本应如何处理,但他们往往笔锋一转,引入和考量“情”的因素,进而作出“超越法律”的判决。这就导致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的三段论逻辑链条在形成“结论”之前出现了断裂。但是,这种“断裂”又并非真的“断裂”,并不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反而会因为此种“断裂”而出现“安”或者“两面俱全”的结果。这表明,相较于纯粹的“三段论”推理裁判,“情法两尽”司法方法的运用,更能够增强判决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也就是说,由于尊重、引入和考量了“情”的因素,“情法两尽”司法方法能够更为妥帖地处理纠纷,因而在更为实质性的层面具有方法论意义。须知,一切方法都是为目的服务的,苟能更好实现目的,方法便是有意义的。

(作者分别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