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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减税降负,让企业“活”起来

2018-09-13 15:52    中国经济时报    秩名

最近,关于减税降负的讨论迎来一波高潮。一方面,在国家倡导减税降负的形势下,税收收入不降反增,让人产生疑问。另一方面,随着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减税效应进一步明显,每年减税约3200亿元,但同步执行的规范企业社保缴纳和社保费率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缴,则引发了对于中小企业税负的担忧。


  如何看待减税降负过程中遇到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就此话题,本期圆桌邀请知名财税专家进行分析解读。


  减税降负和税收增长之间并不矛盾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关心一个问题:政府在大力减税降负之下,税收收入仍保持快速增长。减税降负和税收增长之间矛盾吗?作为财税专家,应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一问题的?


  冯俏彬:今年上半年的税收高速增长有很多原因: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了上游企业的质量与效益,大宗产品价格显著回升,这对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与税收收入有重大的向上增收效应;二是金税三期投入使用后,我国税收的征管效率明显提高,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三是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地方财政吃紧,地方政府确有加强收入征管方面的动机与行动。


  近年来,国家层面减税降负、为企业降成本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体系的复杂性以及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主体的反映不同,的确也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大力减税降负而另一方面税收收入大量增加的矛盾现象。


  赵福昌:包括减税降费在内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是基于国内经济积极转型但不确定性犹存、国际经济复苏向好却又面临贸易摩擦冲击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的现实选择,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宏观政策的主基调。


  减税降负适逢税制因素以及征管提效“对冲”税收快速增长,可以说,减负效果毋庸置疑。在“营改增”的基础上,今年又有增值税税率下调、小微企业贷款免征增值税、小微企业扩围、加计扣除提高、留抵退税以及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和增加专项扣除等,还有9月6日国务院明确的社会保险费税务征缴及创投基金所得税等负担不变等政策,都是减税降负的积极措施,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和企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但是政策在执行中或市场热烈讨论中存在名义减税降负实际结果却是税负增加的情况,似乎存在一方面减税降负而另一方面却税收快速增长的矛盾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我国特殊的税制结构遇到特殊的经济增长状况导致的结果。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特别是增值税占相当大的比重,对价格上涨反应敏感;而在近两年减税降负的同时,经济增长中价格因素贡献显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初级资源产品价格上涨明显,PPI由负转正,同时叠加全球经济复苏引发的大宗产品价格上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体现在税收数据上,2017年资源税和进口关税分别接近60%和30%的增速,远高于税收增速,这是减税背景下重要的增收因素。


  二是征管完善提升了征收效率,与减税政策本身没有矛盾。征管水平提升,实际上是对管理不规范或漏洞堵塞带来的增收,比如“营改增”,之前营业税为地方税,地方有征管的弹性空间,改为增值税后,由于增值税环环相扣的链条管理机制,管理弹性不复存在,这样,减税的同时因为征管效率提升导致了增收,而这种管理弹性无法提前准确掌握和统计,难以在改革政策中百分之百作出考虑,所以这种情况下减税降负没有问题,而是征管效率提升导致了实际税收的增加。


  三是减税降负的理论结果和实际效果存在差异。比如“营改增”以后的建筑业和农业,如果链条上发票抵扣完整税负降低没有问题,但实情却是这些行业在前端难以获得抵扣发票,导致理论该减的税负由于实践中的操作问题而难以到位。当然,这方面已有政策调整纠正了。


  上述情况导致了减税降负政策下税收较快增长的情况,要改善这种情况,一是需要加快优化税制,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弱化税收对价格、增加值的敏感度,强化与企业盈利水平或居民财富的关联,就会与企业税负感趋同;二是提升税费改革过程中税制因素和征管提效影响的准确度,统筹考虑设计改革或减税政策。


  蒋震:减税降负和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之间并不矛盾。原因有二:一是需要区分改革工具和结果两个层次的概念。很多情况下,减税降负是重要的改革工具和手段,也许会直接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活力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税基扩大,而且减税降负这种工具的使用,往往会有一定的时滞性,本期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也许是得益于前期减税降负所引发的结果。事实上,在政府适用减税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时,往往会在随后一段时间内带来税收收入的高增长,这是政策效果显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