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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

2017-01-22 15:28    来源于网络    刘亚洲

与其它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支军队。正因为部队困难、有需要改善之处,才需要我和我们。如果它太完美了,要我们干什么?因为爱而无私。因为无私而无畏。

当到一定的职务后,不敢替别人办事,不敢说话,战战兢兢,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吗?有私欲,你就不可能坚强,你就不可能无畏。人活一场,我不做自己还做别人吗?雷锋咱做不了,朱伯儒咱做不了,我就做自己还可以吧。官帽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哪一顶能掉到你头上?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还是去追求一下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疆界无限宽广。我在生活里是没有锋芒的。我和大家相处都很好。但是,在思想上我是有锋芒的。真正能够刺痛你的,真正能够把人刺出血的,是思想上的锋芒。而不是在于你这个人有多高傲,你有多大的官职,那都没有用。我写过不少书。我宁愿我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不愿意它被一千个人只读一遍。有人读得懂我。很多人把锋芒藏起来,我不藏。我藏给谁看,藏了我要干什么。张孝祥,南宋人,秦桧当宰相时,他考进士第一,当即上疏揭露秦桧,为岳飞平反。朋友劝他敛起锋芒,他说,没有锋芒我考进士干什么;我明明有锋芒把它藏起来我考进士干什么;秦桧是个王八蛋,我不攻击他我考进士干什么。三问,酣畅淋漓。

朱镕基总理对我爱人李小林讲,1958年,他到三O一医院看望病人,在电梯里碰见了彭德怀元帅。彭老总刚看完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同志,彭说到生病时,讲了三个“然”:“大不以为然;不得不然;顺其自然。”朱总理说:这三个“然”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至于毛、邓,就更不用说了。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我,共产党员,解放军将军,总不会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德国国防军将领吧。德国国家社会党攫取国家权力后,积极谋划对外战争,遭到了德国国防军许多职业将领的反对。然而一旦国家做出决策,战争机器开动,那些将领们没有二话,毫不犹豫地领兵出征。一位元帅讲:“我以极不情愿的心情执行统帅的命令。但我必须执行得非常坚决。”他把自己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连连破敌。在波兰边境上驻防的一名德国国防军将军,也是积极反战的,尤其他的妻子是波兰人。敌国有她的亲人。但军令如山倒,他陷于两难。入侵波兰的战争将于第二天打响,他精心布置,指挥有方。次日凌晨,他穿上崭新的军装,皮靴擦得铮亮,把历年来获得的勋章挂满胸膛。进攻开始了,他昂首走到最前面,首先被子弹打中。我也是军人。他虽然是敌人,但他的勇气令我佩服。他服从命令的素质和本能更为我崇敬。祖国如果需要我死,我当含笑。我不怕死。今天的年轻军人和我们相比,是相当幸运的。

有人说,我们这辈子是什么都缺。我们小时候缺菜,长大了缺钙,老了缺爱。年轻时缺知识,安了家缺房子,上了三十缺文凭,有了年龄又缺健康,开放了我们又缺青春,有青春时又缺开明。我们这辈子就是不缺四面八方的提醒,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这一点很可贵,很难得。我们不仅要使用他们,还要珍重他们。

某团空难后,压力很大。我对他们说,你们一不要用自己错误惩罚自己,二不要用自己错误惩罚别人,三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下部队乘该团的飞机去。摔掉的是一架运七,我要坐的还是一架运七。刚出了事故,家属们哭声犹在耳边。运七飞机质量一般。很多同志劝我:不要坐运输团的飞机。我坚持要坐。我说:“飞行员都牺牲了,我怕什么?当空军还怕坐飞机吗?笑话!”我在这种时刻乘坐运输团的飞机,表达的是一种爱意。我爱他们。

如果大家都不讲真话,那就让我一个人来讲真话好了。欲上天堂,必下地狱。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但我还是要讲真话。我为什么如此?我为什么孜孜不倦地如此,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退缩?那是由于我太爱这支军队,太爱共产党了。“我把党来比母亲”。儿子对母亲能不讲真话吗?儿子如果欺骗母亲还叫儿子吗?我们一个通讯处长的爱人,非常好的姑娘,得了癌症。今年寒假,儿子返校。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儿子说:“我不死,你不许回来。好好学习。我死了,你才可以回来。但你要记住,妈妈不会走远。妈妈会一直在你身边,用眼睛看着你。”多么坚强的女人!临死前,她给年迈的老父亲打了电话:“女儿不孝,不能为您老送终了。”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这双睛睛是组织的,人民的,先烈的。李先念主席当军长时,手下有一个英勇善战的师长,叫熊厚发,二十四岁。西路军失败后,他跟随李主席一起撤往祁连山。这时,他的师政委逃跑了,还偷了李主席一匹马。熊厚发大怒,猛地一拍,把胳膊拍断了。我问李主席:“拍桌子呀?”李主席说:“哪有桌子拍?是拍在石头上!”后来伤口化脓,不能随部队走,留下养伤,被马匪俘虏,押至西宁,绑在炮口上用炮轰死。马匪把其它战死和被杀害的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尸首用毛毡包起来,用火车运往南京邀功。天气寒冷,尸体冻得硬梆梆的,居然可以不用人扶就直立在车站月台上。排成一排。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当时我的眼泪就淌了下来。想想先烈,我们凭什么患得患失!我写过《大国策》,有人说我有亲美倾向。那他们是没读懂我。真正读懂我的反而是美国人。美国人一直对我非常注意。当年对我是不错的,数次邀请我赴美访问,学习,很下功夫。但是最近他们在研读了我的思想之后,知道我骨子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国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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