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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西迁:周恩来在1938

2018-02-09 22:46    人民网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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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周恩来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11月20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军政机关随之一路西迁。与此同时,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周恩来于1937年底从延安来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此后,周恩来在抗战烽火中辗转西迁,促进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武汉:发起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献金运动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迎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武汉。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5个多月,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大部分迁至武汉,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会集于此。在武汉的10个月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界参加抗战,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公众熟知的就是七七献金运动。

1938年6月,日军兵分五路进逼武汉。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决定在中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日(1938年7月7日至9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将募捐献金作为主要内容,从而“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以实际行动保卫武汉。郭沫若拟定了七七献金的计划后,得到了蒋介石和陈诚的批准。

其实,之前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也搞过3天募捐,但所得不过4000元。因此,政治部部长陈诚一开始对这一活动持怀疑和反对意见,认为一定会遭到失败。但周恩来态度坚决,最终使陈诚同意了。事实上,这一次的献金运动可谓盛况空前。

献金运动第一天,即7月7日早上9点左右,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世界影剧院门口等6座献金台同时隆重揭幕,各献金台人潮汹涌。献金者有中国共产党人、国民政府党政要员、一般军人、公务员、文化界人士、商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车夫、小贩,还有家庭妇女、豪门闺秀、老人、孩童以及难民、乞丐等。有献纸币的,也有献银元、银鼎、银盾和金银首饰的,还有献药品及衣物等,少者几分,多者上万。

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献金运动进行到第三天,即9日下午,由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等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尤其引人注目。

他们乘坐车牌号为“军5209”的卡车行驶到了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周恩来献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接着,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将他们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共2100元全部献出。他们还受毛泽东的电报委托,将其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350元也全部捐献。同时,还献出中国共产党的党费1000元。另外,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从伙食费中节约下来的1000元。还有叶剑英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各献当月薪金5元。应现场群众的要求,李克农代表八路军作抗战演讲,希望在后方的同胞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下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夺取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国民党党政军大员、国民参政员和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也踊跃献金。普通民众爱国献金的情形更是感人。两位断腿的辛亥革命老兵拄着木棍爬上献金台,捐献了两元钱后说,我们年老残废,再也不能到前线杀敌,捐款两块大洋购买子弹打鬼子;几个工人把他们用血汗换来的几分钱送到献金箱里;一个要饭的哑巴捐献了12个铁环和两分钱;卖糖的青年难民张鸿儒捐献一角钱后不甘心,又来捐献两包糖;武昌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自动绝食一天,献金40元;主演《热血忠魂》的影星黎丽莉刚结婚,即把纪念戒指捐出;一位从华北沦陷区逃出的难民同胞,他驼背、衣衫褴褛、拄着拐杖,一天竟来了3次。第三次献金后,他气喘吁吁地对台下的民众演说道:“我是从河北逃出来的,我全家都被鬼子杀了。国亡之后,连命都保不住,要钱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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