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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开课第二讲:孟子与齐鲁文化

2019-07-11 21:58    党建网    

主讲人:王志民 


    孟子生于邹鲁,一生活动主要在齐鲁之地,从齐鲁文化的角度探讨孟子的成长和思想的来源,厘清二者的关系,是以往孟子研究中少有涉及而应深入挖掘的重要课题。


    一、孟子与邹鲁之风

    孟子为战国时期邹国人,邹与鲁毗邻,但文化渊源并不相同。根据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考定:邹,也做邾,邾娄,是一个东夷土著的小国。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其为炎帝神农氏的苗裔,与黄帝后裔的鲁是两支不同文化。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鲁僖公之母称,“邾灭须句”为“蛮夷猾(乱)夏”,是“周祸”。次年,鲁国“伐邾,取须句,反其君”,则是“礼也”。可见在鲁人看来邹实为文化上的“异类”。细检《孟子》及以前的文献,都没有“邹鲁”并称的记载。这反映出在孟子之前,邹、鲁实际表现为两支不同质的文化。

    “邹鲁”并称,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与孟子同时而稍晚,这说明:1.在孟子晚年,所谓“邹鲁之风”已经形成。这应与孟子一生努力传承创新儒学密不可分。2.“邹鲁之风”是以崇尚儒学、传习六经的士风为主的,充分展示出儒学故乡的特征。3.“邹鲁”并称,邹在鲁前,这反映出邹文化在邹鲁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巨大影响力。

    前人探求孟子思想渊源,多关注到鲁文化的巨大影响,绝非偶然。鲁国本为周公封地,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文化中心。春秋时期,鲁秉周礼,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孔子创立儒学,大办教育,更使鲁成为繁盛的文化重心之地。孔子去世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故乡鲁国,成为儒家发源地和孔门弟子及后学聚居讲学之所。这对孟子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吸引力。同时,孟子为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裔,与鲁国又有一种血缘的亲情。孟子葬母于鲁,曾住鲁守丧三年;其为子思门人的弟子,系统接受过儒学教育;孟子一生极崇拜孔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以传播孔学为己任,这都反映出鲁文化对孟子的培育和思想上的巨大影响。

    然而,孟子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邹国度过,从孟母三迁教子到成年后“始而设教,继而周游,终而归老”,邹文化的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他思想的形成应该也与邹文化有密切关系。从现有历史文献考察,我认为其主体思想“仁政”的形成,与邹国文化传统具有直接关系。

    战国之邹,附庸鲁国,国小力薄,但在文化上却渊源有自,丰富深厚。其为东夷土著,始终保持了夷人的文化传统。《说文解字》:“夷俗仁”。《后汉书·东夷传》注引《风俗通》:“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由于资料缺乏,邹国是否一直沿袭这样一种“仁”俗,难于详考,但《孟子·梁惠王下》记载了邹穆公在与鲁国冲突失败后,不忍处置老百姓的仁义之举。贾谊《新书·春秋》也记载了邹穆公仁政的具体举措:“无淫僻之事,无骄燕之行……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致使“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穆公死后,“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刘向《新序·刺奢》则记载,邹穆公说粮食本来就是老百姓辛苦种出的,作为国君,“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是天经地义的。从邹穆公的作为看,邹国应有一种“仁”的传统习俗。邹国以弱小之国,安然存在于大国争雄间,与他们传承“仁俗”、善行仁政有直接关系。在《论语》中,孔子上百次提到“仁”字,但“仁政”二字却从未出现,论国君如何行仁政的话语也不多见。孟子久居邹国,“聚徒讲学”,出仕为官,四十余岁方才出邹,游齐、适梁、访滕、过薛,大谈仁政理想与治国之术,邹文化传统对他思想的影响应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是邹鲁文化的结合,培育了孟子,而孟子的出现和文化上的突出成就,又使战国时期的邹、鲁文化进一步整合、提升,形成了“邹鲁文化”或“邹鲁之风”。


    二、孟子与稷下气象

    在孟子一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诸侯国,邹、鲁之外,当属齐国。孟子曾三次游齐,长居稷下学宫,是其周游列国中,往复次数最多、居留时间最长之地。

    孟子游齐,正当齐威王、宣王在位之时。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改革,唯才是举、励精图治;经济上,通货积财,工商并举、甚富而实;军事上,“带甲数十万”,有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之强势,大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以一统天下之志;在文化上,则大行礼贤下士之风,建造稷下学宫,招贤纳士,“高门大屋尊崇之”。齐泱泱大国的景象,对来自邹鲁之地的孟子产生了极大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