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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廉政文化孕育的"五要"启示

2019-08-14 10:2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杰

廉一生,洁一生,无愧今生;贪一点,受一点,牢狱不远。廉政自古以来都是历朝历代的焦点和难点。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进程,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回望治世与乱世的交替,王朝的崛起与衰亡,不难得出“廉则兴、贪则衰”的历史铁律。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如何跳出古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反腐倡廉是制胜法宝、也是关键一招。及时总结古代廉政建设的得与失,从“五要”中获得启示、把握治贪规律,以镜鉴当代、启迪未来,可谓其时已正、其势已至。


  一要以修身促自律强廉洁。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强调“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始终把修身放在第一位。翻开几千年史册,不难看出修身是为官者自律的前提,没有扎实的修身就很难达到自律的高度。所以说,筑牢廉政底线首先需要严以修身。南宋文学家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李氏家族有一人为官廉洁,公私分明。一天,他正在烛光下办理公务,有人送来一封家书。他当即灭掉公家的蜡烛,点燃自家的蜡烛。在他看来,公与私之间不能越“雷池”一步。这种公私分明、公入肌理的修身境界,正是今天广大党员干部所需要学习、所需要拥有的。


  《官箴》书中有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如果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遵循这一古训,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们的党性修养何愁上不去、我们的自律标准何愁达不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可见,以修身促自律,以自律促廉洁,才是为官的基础和前提。


  二要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唐代冯履谦任河北尉时,故旧张怀道任河阳尉。某日,张怀道给他送来一面贵重精美的铜镜。冯履谦把县吏集中起来,拿出镜子给大家看。县吏都称赞这是一面好镜子。讲完镜子的由来,冯履谦说:“吾效官,但以俸禄自守,岂私受遗哉!”坚决让人把镜子退还给张怀道,并昌言:“清水见底,明镜照心,余之效官,必同于此。”冯履谦以铜镜照心见底般的自律操守,恪守着慎独慎微的那份初心,让闻者莫不钦敬。


  几百年后明朝张居正的为官生涯却让人叹惋。张居正是明朝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万历皇帝大传》评价他“使万历初年的天下,出现了一片欣欣望治的景象”。然而,张居正回荆州葬父,乘坐轿子要32人抬,内分卧室客厅,铺陈极尽奢华。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各种财物约值白银10余万两。“一代旷世良相”却因小节不修,最终失足而坠入罪恶深渊。这就警示党员干部,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时刻按照《党章》《准则》《条例》做事,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越“红线”半厘、不越“雷池”半步,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方得始终。


  三要加大惩贪治腐的法治力度。贪腐是公权力滥用的必然结果,只有管住权力人及其手中的权,才能有效抑制贪腐。朱元璋严刑治贪,扬言“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官员贪污六十两就要剥皮实草,但还是未能改变明王朝贪污愈演愈烈的局面,其根源就是惩贪治腐的制度未跟上。在中国历史上,法律是惩贪治腐的有力武器,每一个政治清明的盛世出现,背后必有一整套严明的法令作保障。


  西汉《二年律令》中规定,官员受贿按照盗贼处置,窃取国家财产价值十斤就要被处以死刑;唐朝《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赃罪正明,其数有六,谓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清代《兵部处分则例》对于官员经手各项钱粮干没侵欺,一律革职追赃,上司如有讳饰捏报者革职,失察者降级调用。这些制度都为当时政治清明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不仅如此,从汉文帝刘恒到汉景帝刘启,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李治,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皇帝们都对贪污腐化深恶痛绝。正因为他们带头执法,刹住了贪腐之风,才孕育了当时政治清明的盛世。可见,法律制度是管根本、管成效、管长远的,新时期加强依法惩贪治腐才是硬道理。这既是对古代廉政建设经验的延展,又是对当下时局的准确把握。


  同时,古代不但贪赃枉法要追赃,官员离任交接出现钱粮亏空,也要追赔家产。古代地方官员前后任交接时的程序,类似现代的离任审计,若出现亏空缺额,候任者如不在交盘账册上签名盖章后接手,前任是无法离开的。如此严格的交接手续,警告贪腐者侵吞贪婪的潜在风险,增强了官吏廉勤谨慎的责任心,因为一旦交盘亏空追赔家产,这样的腐败成本是非常大的。还有古代的御史制度,可谓是中国几千年反贪史的精华所在,对当今的巡视巡察制度都是有益的镜鉴。